古代东亚的车舆社会史 | 甲骨文新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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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牧野之战的商周战车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
从标志秦汉礼制的轺车到代表魏晋风骨的牛车
贯通两千年春秋,看车马如何塑造社会和国家
车的出现,拉开了亚欧史的序幕。商周时期,马和车在社会复杂化和古代国家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,车舆社会初步形成。秦汉时期的乘用马车,显示出与欧亚大陆西部不同的崭新面貌,塑造了东亚独特的车舆社会。轺车的流行,与秦汉时期官僚制的确立密切相关,以车舆为中心的礼制也渐趋完备。随着骑马活动的引入和普及,加上战争和魏晋士风的影响,车舆社会在汉末魏晋时期逐渐衰落。迟缓的牛车取代轻便的马车,定型为世家贵族的交通工具,并为南北朝隋唐所继承。牛车后于9世纪传入平安时代的日本,在现代被视为日本国风文化的象征。
专攻中国考古学的京都大学教授冈村秀典,基于中日两国学者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,以石器时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时间断限,以车舆和骑马活动为研究对象,从贯通的角度考察它们如何推动古代东亚社会的演进。
古代东亚的车舆社会史
[日]冈村秀典著
杨雅婷 译
2025年10月出版/179.00元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甲骨文
试读
引言
车的出现,拉开了欧亚史的序幕。公元前3千纪,四轮车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;前2千纪,欧亚草原上的先民发明了双轮车马。此后,车很快扩散到西至欧洲、东到中国的地区。近年,考古工作者在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平粮台古城遗址(前3千纪末,位于今河南省)的路面上发现了车辙,牛车先于马车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这表明,最晚在距今4000多年前,车已经开始成为连接欧亚东西1万千米地域的纽带。
前2千纪,双轮马车是最先进的武器。前13世纪初,在卡迭石之战中,赫梯国王穆瓦塔里二世率领2500辆战车突袭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率领的2万军队。前11世纪下半叶,在牧野之战中,周武王率领的300乘戎车、3000名勇士、45000名甲士与商纣王的70万军队激战。以上现象表明,在欧亚大陆的东西部,都出现了关乎国家存亡的车战(川又正智,1994:54–150)。
但是,至前1千纪,战术方面出现了从乘战车到骑马的变化。这是因为,通过组装木材造出的车,笨重且易坏,故在荒野作战中,骑兵在机动性方面更具优势。勃兴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亚述帝国,凭借战车和骑兵带来的强大军事力量,将疆土扩张至埃及。在其之后崛起的波斯帝国拥有强大的骑兵,以此开疆拓土,剑锋直指希腊。
在希腊的迈锡尼文明时期,战车已投入使用,但进入城邦时代后,由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参与的方阵战术成为主流形式。前5世纪上半叶,波希战争爆发。在半个世纪内,波斯四次进攻希腊,都被后者成功抵挡,反因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而覆亡于公元前330年。马其顿毗邻草原,故拥有强大的骑兵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雅典和底比斯联军的重装步兵,在接下来的东征中也是以骑兵为主。此后称霸地中海的罗马帝国,以重装步兵为中心来组建骑兵,虽然已逐渐不再将车马用于战争,但战车比赛等作为武艺爱好和公民娱乐的形式被变相地继承下来,一直持续至东罗马帝国时期(本村凌二,2013:109–143)。
武威雷台汉墓中的车马
在中国,一直到春秋时期(结束于前5世纪),主要作战方式仍是世族成员参加的车战。但是,战国七雄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出现后,因实行征兵制,兵员数量激增,以数十万步兵为主力的野战和包围战逐渐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。而且,由于需要阻挡北方骑马的游牧部族,国家开始组建骑兵,在西汉前期(前2世纪),战车迅速消失。
综上所述,双轮马车出现于前2千纪,在欧亚大陆的东西部是专门作为战车而被使用的,但在前1千纪骑马活动出现后,在机动性方面有劣势的车马逐渐衰落。在骑马术的引入和扩大方面,欧亚大陆的西部和东部虽然存在时间差,但都经历了从车马到骑马的大致相同的演进历程。另外,在远征时粮草的输送等后勤方面,牛车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本书的第一、第二章将论述以上车马、牛车在中国定型、发展的过程。
亚历山大东征拉开了真正意义上的欧亚大陆东西交流史的序幕,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开始融合。前1千纪末,东有秦汉王朝,西有罗马帝国,可以说丝绸之路由此开通。但是,秦汉王朝的马车,是用来乘坐的,显示出与欧亚大陆西部不同的崭新面貌,塑造了东亚独特的车舆社会。正如本书第三、第四章将要讨论的那样,东亚车舆社会史上存在两个里程碑似的时期。
第一个里程碑是双辕车被发明的秦朝统一时期,与官僚制的形成有关。前2千纪,欧亚大陆东西部广泛使用的战车,全是用两匹服马牵引的单辕车(礼书中称“辀”而不称“辕”,本书中统一称“辕”)。为了能让马车在荒野的战场上恣意驰骋,就有必要使用两匹马。但是,前3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双辕的“轺车”,是在完善的铺装路面上飞驰的由一匹马牵引的紧凑型马车。此种车作为官僚或富人阶层的私家车及其身份、地位的象征,在秦汉时期被广泛使用。
秦始皇陵铜车马
第二个里程碑是汉末魏晋时期。随着内乱陷入胶着状态,骑马游牧部族大举南下进入华北,中原官吏不得不弃用车,改为骑马,手执长矛作战。为了让不便骑马的官吏也能很好地支撑身体,人们改良了硬质鞍,还发明了飞驰时脚亦能蹬住的镫。它们最终随着游牧部族的大迁徙传至欧亚大陆西部。J.R. 怀特(J.R. White)指出,欧洲人在8世纪初开始使用镫,由于马上戳刺战这样卓越的战术开始出现,骑士这一统治阶层形成,欧洲进入中世纪封建时期(ホワイト,1985:13–51)。而在改良鞍和镫的发源地——中国,士大夫开始贵族化。他们弃用轻便的马车,开始改乘迟缓的牛车。换言之,汉末魏晋时期,从马车到牛车的演变,与贵族制的确立有关。车的低速化与历史的潮流相悖,车舆社会逐渐衰落。但是,定型为贵族交通工具的牛车,由南北朝隋唐继承,在9世纪跨过海洋,被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接受了。现在,牛车被视为日本国风文化的象征。时代祭装点了京都之秋,而牛车则是其游行队伍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,但并不为人习知的是,它源自比平安时代还早600年的中国。本书将其作为余论,讨论日本古代的牛车。
再者,“车马”一词见于西周金文,直至现代也一般被用于指涉“车和马”两个事物。但“车牛”一词意指“拉车的牛”,不用来指车。本书循此惯例,主要使用“车马”一词,在需要强调“车”的情况下,则用“马车”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